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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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黯然凋谢，少有人再攀折这朵带刺的鲜花。然而，从学术发展史上来检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以及围绕此问题展开的深入细致的讨论，毫无疑问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近年已有学者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许多新颖且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1]。本文试图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一较为系统的考察和学术史的回顾，并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四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学术史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30-1940年代：问题的最早提出及理论定调

193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实际有直接的关系，也是他们试图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取得合法性的一种尝试。无论纯粹从学术史上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来看，这个理论的提出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成功的。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30年前后爆发的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大论战。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发生了极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由外来的因素决定的，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渗透，中国就不可能走向近代，不可能走向现代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到清中期以后已发展非常缓慢，可以说已经停滞不前，此即所谓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早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至清代，中国已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部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赞成第一种观点。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邓拓。他在1930年代撰写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2]一文中，批评了那种早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已成熟的观点。他认为，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还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是某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当时手工业的经营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没有真正成熟。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述较为充分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吕振羽。他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写作年代应在此之前）一书中首先提到了“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概念，他说：“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布尔乔亚势力的成长而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便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黄宗羲、戴震、王夫子等人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然而中国的布尔乔亚虽然走入了阶级任务之履行的进程中，但是作为布尔乔亚革命之社会因素还未达成熟之际，便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有母胎之内。”[3]1940年，吕振羽在《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中则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到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至清朝则已“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因素”[4]。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此问题的一个总结。从邓拓、吕振羽到毛泽东，一脉相承，理论渊源非常清楚。毛泽东的阐述奠定了今后讨论的基调[6]。甚至可以说，随着毛泽东地位的迅速提高，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及理论的教条和僵化，此后大批学者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为了论证和注释这段我们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话。

（二）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对经典结论的证明

如上文所说，毛泽东的经典阐述显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论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只不过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个结论一经领袖之口说出，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真理，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它。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讨论的契机是关于《红楼梦》一书的时代背景问题。1954年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他们认为，贾宝玉“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曲折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随后，较有影响的文章是邓拓撰写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7]。他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一部伟大作品，时代是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因此，《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这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荒诞的问题，当时却吸引了大批学者的注意力。由讨论《红楼梦》社会历史背景而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从此开始，许多学者如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吴大琨、黎澍等相继撰文，促成了这朵“金花”的盛放。

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学界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的论文多达二百余篇，论文集两(4)种，专著若干，其中尚钺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影响较大。与三四十年代相比，这一时期问题的讨论深入了，具体体现在：1.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它出现于何时？原来学者大多主张明清说，此时出现了唐代说、宋代说和元代说；2.怎样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有没有质的变化？对此，学者们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3.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明清时期是否出现了市民社会和市民运动？4.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几个经济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涉及到了丝织业、矿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农业等[8]。

总的来说，此一时期的讨论是深入的，学者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基本是学术层面的论争。但其中也夹杂一些非学术的因素，甚至上纲上线，如有的著名学者就指责尚钺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所写的“序言”“推翻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地提前和‘创造’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一面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正面主张”，等等[9]。在后来所进行的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这些错误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置学者以死地。

(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大讨论的接续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再次焕发生机，中断的学术研究又开始接续。在史学界重点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亦有二百篇左右，专著和论文集有多种，参加讨论的学者广泛，包括史学界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更为可喜的是，讨论基本都是在纯学术的轨道上进行，较少夹杂有非学术的因素，比如大家不再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红楼梦》生拉硬扯在一起，不再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某些禁区开始突破，思想更为活跃，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问题、新观点和新方法；不再纠缠于概念的争论和局限于对经典的论证，而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开始进行实证研究，比如深入地探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部门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视野大大拓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多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与西欧的比较，二是扩大了史料的运用范围，诸如档案、碑刻、契约及实地调查材料等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实际研究中。

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由徐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这部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撰写的著作，集中反映了我国学者多年来关于此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具体的实证。以此为标志，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明显降温，几至无人问津。

（四）1990年代以来：理论反思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已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将在下文中陆续涉及。

二、何为“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章“导论”中，首先讨论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做出概念限定。我认为要真正对“资本主义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论证，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一词做出概念论证，这是个前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如此之熟悉，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以至于很多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根本无需专门化精力来界定它，它是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实际情况是，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信手拈来的概念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仅仅把它作为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简直就成了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布罗代尔语）；或者形象地认为，像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于是这些国家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既然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问题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多年来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为问题了。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所以讨论中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从“战国说”、“西汉说”到“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基于此，有必要首先讨论“资本主义”概念和它的历史渊源问题，虽然我深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许多西方学者也困惑于这个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都非常犹豫。历史学家赫伯特.希顿对这个词极为反感，他说：“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义和定义如此混杂，因而一切懂得自重的应该把它同帝国主义一起从词汇种摈弃。”著名的年鉴派学者吕西安.费弗尔也认为该词已用得太滥，主张取消这个词[10]。黄仁宇先生也认为，“资本主义”这个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像“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都较“资本主义”一词为佳[11]。许多学者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并试图在研究中不用“资本主义”这个令人头疼的词语，然而，“资本主义”一词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运用如此之广泛，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于我们觉得它无论怎样有局限，都无法取而代之了。事实上，我们至今确实也没有找到一个更为合适的且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一个能代替“资本主义”的词汇。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一词出现较晚。布罗代尔系统考察了“资本主义”一词出现的历史[12]。他认为，在“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三个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难界定。“资本”一词大概产生于12至13世纪，最初的含义是“资金”、“存货”、“款项”或“生息本金”等。“资本家”一词大概产生于17世纪，其含义是有钱人、大户、阔老、百万富翁等等。“资本主义”一词出现于18世纪，当时人们给它的定义各种各样：资本主义是指“富人的地位”；资本主义是指“一些人在排斥另一些人的情况下占有资本”；等等。可见其意义与今天却截然不同。布罗代尔基本赞成蒲鲁东给“资本主义”一词下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作为收入来源的资本一般说来不属于通过自己劳动使资本发挥效用的人。”在布罗代尔看来，在五花八门的定义中，这个定义直到今天看来仍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特别强调，“资本主义”一词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在政治斗争中冒出来的，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未使用过这个词，对这个词的此种含义一无所知[13]。他断言，现代意义广泛使用上的“资本主义”一词，实际上出自于威纳尔.桑巴特1902年出版的《论近代资本主义》一书[14]。

黄仁宇先生赞成布罗代尔的观点，指出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未曾出面自我宣扬其为一种组织与运动”，有几个国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几百年，可并没有自称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出现，“最初纯由于反对者的攻击。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在言辞上反对的声浪达到最高潮，而且行动也到达最剧烈的阶段”[15]。黄仁宇表达的意见非常清楚，资本主义体制是早就产生了的，可“资本主义”一词却是后来才发明的，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资本主义”一词的运用被强化了，因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信奉阶级斗争理论，斗争就需要有一个斗争的对象，于是“资本主义”便被想像为斗争的对象，于是乎这个概念的存在便有了依据。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被马克思很少使用或意义不甚明确的词，却被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并把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划分的几个阶段。这无疑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创造。社会形态理论长期以来被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并写进历史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这种以简单的进化论模式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是典型的线性发展观，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机械唯物论，它肢解和割裂了历史。近年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和批判[16]，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产生了许多迷惑和谬误的话，其根源便在于没有从词义上辨析过“资本主义”一词的内含，没有深究过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对社会形态学说的滥用和肆意延伸。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争论中，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证自明或毋需加以证明的概念，可事实上是每个学者头脑中都有一个自己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因此研究的方法、取证的材料、论述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当然各有不同，自说自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没有深究，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领袖定义的，领袖的话就是真理，是毋需证明的，或者说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在这样的思维定式指导下，“中国必定存在资本主义”或“中国必定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就成为中国学者信奉的信条和论证的前提，也就是说，学者们需要做的只是去找材料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存在或发展的事实，而毋需去论证“资本主义”为何物。

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我因学识所限，给不出一个定义或答案，只能根据以上著名学者们的论述，作一简单的梳理。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资本主义是一个“框”，这个“框”里装着好多物件，它是逐渐逐渐被填满的；“框”里既有前人留下的东西，也有后人创造的东西。下文的讨论将涉及到“框”里的诸多物件。

三、自说自话：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在上文中曾经说，学者们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未把“资本主义”的概念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并不是说没有被讨论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就试图越过“资本主义”的概念直接对“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作出界定。如傅筑夫、李竟能在《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的萌芽》一文中把资本主义萌芽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就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一方是占有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者，一方是不出卖自己劳动力便不能生存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即无产者。资产者剥削无产者”[17]。束世澂在《论北宋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一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即资本主义萌芽），首先以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18]吴大琨在《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一文中说：“马克思所指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实际上乃是指的在农奴解放以后的有雇佣工人的生产。”[19]更多的学者是索性越过“资本主义萌芽”概念的定义，直接论证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事实。

多年来，学者争论的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早晚的问题，而不是在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个不必争论的问题，因为领袖已经这么说过，而领袖的话在1970年代以前是不容置疑的。于是乎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各种“萌芽论”泛滥成灾，谁也不能说服谁。尽管“比较多数的意见是认为明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20]，但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标准，因此理论依据五花八门，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

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学者把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的产生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于是，我们的历史学者变成了勤奋的“拾荒者”，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搜寻手工工场和雇佣关系的蛛丝马迹。在很多论著中，“凡雇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致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出卖，小作坊主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说成是为‘萌芽’”[21]。徐一夔的《织工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史料，这段史料最早由吴晗在研究中使用[22]，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可这段史料在1950年代以后的争论中，却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很多人引用并专门对这篇短文进行了研究。《织工对》中最关键的这段话是:“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旦过其处，见老屋将压，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进而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以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而佣之。”[23]

根据这段话，有的学者就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第一，表明生产资料已为作坊主私人所有；第二，作坊主向佣工支付佣工的是货币地租，而且这些佣工是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出卖者；第三，佣工可以从一个作坊到另一个作坊去工作，可见作坊主与佣工之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而没有其他人身隶属关系[24]。很明显，学者从上述那段话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雇主与雇工之间自由的雇佣关系，认为雇佣关系产生的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根本标志。这种观点在当时就曾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彭泽益先生就指出，仅仅用雇佣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是靠不住的，因为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有雇佣关系了；而且《织工对》中所反映的完全是封建性的生产关系，是封建行会手工业下行会老板与匠户的关系，根本不就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点[25]。雇佣劳动的确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雇佣劳动的产生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这一点恩格斯早就说过[26]。实际上，雇佣劳动的产生应该与人类文明的诞生一样久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找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源，当然有误入歧途之嫌。

在讨论中，多数学者倾向于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时间定在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这在1980年代以前几乎成为定论。学者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江南丝织业中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手工工场，如晚明小说《醒世恒言》卷十八描写的吴江盛泽镇机户施复经过艰苦创业，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三四十张织机；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新的商业城市大量兴起，区域性大市场乃至全国性大市场逐渐形成；在社会风气和文化娱乐方面，表现为商人及其他上层人士奢侈浮华的生活，逐末盈利的拜金主义；封建礼法和等级秩序观念受到冲击，并出现了反对专制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潮；还有的学者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证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等等。在明清之际的诸多变化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最为突出，江南更为典型，因此多年来很多学者倾注了大量精力来研究明清江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并取得了突出成果。但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认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出现资本主义，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圈套。很显然，商品经济和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比如中国在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就非常发达，并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这导致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萌芽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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