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陕西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翔羽

摘 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主要的资本流动方式，也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外部资本的主要渠道。FDI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FDI在中国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以陕西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通过对陕西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的作用分析后，就FDI对GDP贡献率作了经济计量分析研究，研究FDI与我省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应大力发展FDI，满足我省经济发展的需求，提高FDI效率，保证陕西省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关键词：FDI  经济增长  短期效应  长期效应
一、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经济间的联系和影响程度不断加深加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之中有多种进入方式和渠道，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分别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也称作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 )和信息技术传播。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发展是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皆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被西方学者称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资本流量与存量急剧扩大，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发表的《1992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己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特别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高速增长，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国际直接投资及其载体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从1993年起，连续五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在此之后一直处于世界最重要的五大东道国之一，并且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陕西吸收外资的规模在西部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十五”以来，陕西抓住国际资本和产业加速向我国转移的机遇，采取多种措施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有效地引入外资。随着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投资环境的不断优化，加上巨大的市场潜力，陕西利用外资的规模逐步扩大。2004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达到52664万美元，成为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第二大省。利用外资呈现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的项目增多。
本文考虑到陕西省的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鉴于国际直接投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和陕西省近年来吸收外资强劲的增长势头，期望通过对数据资料的分析，利用模型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在陕西的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为进一步扩大在陕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几点建议。文章将会对陕西省的FDI对经济增长，即GDP增长贡献率的大小进行分析，以求量化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第一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内容等；第二章对FDI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分析；第三章，介绍有关FDI的理论概述，清晰分析问题的理论依据；第四章，介绍陕西省直接利用外资的概况及现今的基本状况，分类别的介绍FDI与各经济指标的关系；第五章，实证分析FDI与陕西经济增长的关系。第六章，给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 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关于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有了些分析与研究主要有一下几种：我国有学者对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关系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孔寒冰，尚玉芳，齐慧卿，2003），其重点在宏观的国际政治方面，认为在利用外资和涉外企业的创建与运营方面，微观的经济管理固不可少，但是，他们与宏观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能更为重要。还有学者认为“FDI 的流入和商品出口对中国的意义，最重要的体现在创造行业内的溢出效应方面，而不是GDP 的增长率方面（陈涛涛，2004）。作者采用经验研究为主、案例研究为辅的方法，采集我国制造业的相关数据，针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通过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对FDI与GDP的关系做了研究（赵晋平），认为FDI带来大量资本，弥补国内资本短缺，中国经济增长率中的2% - 3%应当归功于外资贡献，并用经济计量的分析方法假定GDP 和FDI 之间存在如下关系N(GDP) =αLN ( FDI) +β。假定FDI 是一部分资本要素的投入,其它要素包括劳动要素投入的影响集中反映在常数项中，而且主要是劳动要素的影响。由此得出结论，我国具有劳动要素价格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总支出增长贡献率较大，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在3%左右。
其他研究者使用宏观数据对FDI与GDP、FDI与出口值、FD1与进出口总额(T)做回归分析，结果都表明FDI促进了我国GDP值和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认为近2O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
对陕西省的FDI研究并未有学者做过具体的分析，多数人会认为在陕西的FDI数量并不多，不足以讨论。然而我们应该明白，对经济落后的地区，每一项投资都应十分重视。在西部地区的经济按章中，需要FDI的进入。本篇文章从我省的实际出发，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FDI与陕西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来看这一投资对陕西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为政府制定引资的政策提供依据。
三、 FDI理论概述
（一）FDI的定义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发生的投资行为，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主要是指国际证券投资和国外贷款等形式的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指以取得和拥有国外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为特征，以获得利润和其他利益为目的的投资。我国把吸收利用的国际直接投资称之为外商直接投资，这是因为，我国吸收利用的国际直接投资不仅来源于一些国家，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而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与祖国内地之间的投资关系，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几个相对独立的投资体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之间的国家间投资关系。由此，“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商”，既包括外国投资者，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为FDI，它与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一起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三种重要形式。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全部资本中25%或以上来自外国(包括港澳台)投资者，该企业就被称为外商投资企业。我国一般将外商投资企业划分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合作开发等四类，从1995年开始又增加一个种类: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政治的因素，在统计中为了将来自“港澳台”地区的直接投资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区别开来，分别称之为“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了便于数据统计计算和分析，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其统称为“外资企业”。
（二）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中期，钱纳里(H.B.Chenery)和斯特劳斯(A.M.Strout)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外资的一种模式，即“两缺口”模式，并被广泛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的原因。这个理论的中心意思在于说明，当发展中国家出现国内资源供给不足以满足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数量时，利用外部资源是弥补资源供求缺口的主要途径。两缺口模型主要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
两缺口分析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两缺口分析强调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国内资源不足、经济结构不平衡等问题，揭示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积极利用外部资源是克服储蓄和外汇约束，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可以利用外资发展出口项目及相关的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来增强一国的出口能力；成功利用外资，可以提高投资率，促进经济发展，收入增加，使国内储蓄率得到提高，促进资本进一步形成。但从长远看，一国不能永远以来引进外资来发展经济，而应该利用外部资源来发展国内生产，增加出口，提高储蓄能力，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以使两个缺口自然平衡，消除它们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否则，引进外资不能发挥两缺口模型中隐含的推动经济变革的作用，两缺口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将继续存在，对外资的过分依赖也有可能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债务负担过重，经济停滞。两缺口分析的政策意义在于：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国家应调节引进外资的活动，制定相应的引进外资计划，并采取合适的措施来调节外资的流向和结构，以使其得到有效的利用；应当尽快进行经济改革，改变现有的经济结构。
在钱纳里和斯特劳斯两缺口分析的基础上，后来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补充，将两缺口分析扩展为三缺口分析和四缺口分析，即增加了技术、管理和企业家方面的缺口，以及政府税收的缺口。
三缺口分析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资本稀缺固然十分重要，但并不是关键的约束，技术、管理和企业家的缺乏才是最重要的约束。从现实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源上无能力填补这一缺口，因此也应该利用外部资源来填补。具体的做法是：在引进外资的同时配套引进外国的适宜技术、管理知识和人才等软件，使进口的资源得到有效而充分的利用。
四缺口分析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税收缺口，即政府税收计划目标与实际税收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会影响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目标的事实，因此，主张向外资企业征税、从金融上积极参与外资企业的经营，以筹措到的资金来填补税收缺口，增加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推动过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目标的实施。

翔羽

详细阅读： j6hkAQHB.doc (224.5 KB, 下载次数: 27)

2006-3-30 09:12 上传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FDI对陕西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作者：施蕾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05级技术经济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