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违反了一个简单常识:在定性正确的基础上才有定量的精确。[
管理学家西蒙,把科学研究中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中,一般都能排除价值因素,只关注事实因素,恪守价值中立原则。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极难排除价值因素。即使如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官僚组织理论研究中,也渗透着自己的价值偏好。笔者认为,在能够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而在不能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个人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
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
前提正确,推论无误,结论自然成立
在科学里我尊重逻辑,不过在生活中我仍然更相信直觉,理论和我的直觉发生冲突,我跟着感觉走。 (比如:市场缺陷”在这里构成了最大的“权力市场”。关于这个“新市场”的经济学还没有建立起来。比如,在经济人“选择”和“偏好”的问题上,“权力最大化”比“利润最大化”是更有分析价值的工具。)
我还是要重复单少杰博士提出的要求,对於中国的思想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恢复常识,而不是照抄外国的书本。
引发学术规范讨论的导因是某些学术著作涉嫌抄袭,即引用了别人的论述而未予注明。这种做法有违学术诚信原则,固然是不对的,然而下面的反诘是无法回避的:倘若我们的主要学术建构方式是引用别人的论述,那么,加了注的引用与不加注的引用在学术效果上真有本质性的不同吗?加了注的引用依然是引用,其学术效果并不因为符合学术规范而获得实质性的增强:它仍是引述/复述/转述,而非独创性的论述。
当代中国人学术已经丧失了原创性,这才是中国学术的真正危机所在。
1、传统学术规范、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在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合力,客观上逼迫、挤压、诱惑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使他们(我们)走上背离原创之路;2、现有人文领域的教育体制、人才选拔体制、发表-出版体制存在根本性欠缺,不利于原创性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诞生和成长,甚至对他们形成了放逐之势,这乃是中国人文学术原创性丧失的制度性根源。
传统学术规范对于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微妙而深刻的。秦至明清的中国学术史在本质上是一部解释史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本科,擅长逆向思维的文科学生总是被视为异类,
一种真正规范的学术必然是以原创性为指归的,创新才是学术的最高规范
任何一种定义都只是一种知性的认识,即将对象中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但这样做无法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
所谓概率论,本身就表明了由此而来的结论只可能是一种概然性,一种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
规范性的学术研究,我们不能完全离开对事实的经验性描述,在进行价值判断时,现实存在也无法回避。但正如休漠所告诫的,我们不应该以事实中导出价值,价值判断有其自身的前提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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