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小静 摘 要: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扩大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作用将是暂时的,民间投资才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作者对中国1978-2003年间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在短期内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民间资本,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负,而民间资本则有着相当高的正的产出弹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因此,作者认为政府投资的作用应该是启动需求、保证经济的正常增长,民间投资持续适度的增长才是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政府投资 民间投资 经济增长 一、引言 投资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它的构成部分即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会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政府投资在短期内可以扩大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是暂时的,民间投资才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西方发达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其绝大部分投资都属于民间的私人投资,政府所从事的投资比重很小且一般归入“政府购买”之中,因此在西方并没有形成“民间投资”的概念。更何况,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企业的事,投资的数量、结构和方式都是千万个企业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发达国家而言本身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与之相关的系统的研究文献自然也就不多见。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众多的经济问题都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密切相关,它已成为经济发展当中关键性的因素,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从总投资中分离出来的重要性,并开始深入研究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问题。那么,在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中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它们在长期和短期内的表现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在我国经历了建国以后到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近30年的历史。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的主导地位的确立相对应,民间投资也经历了由艰难生存、限制发展和逐步削弱甚至消亡的命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营经济逐步得到肯定,民间投资也日益活跃。在经济转型后期,民间投资的成长与政府投资的转向已逐渐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本文选取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作为研究对象,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来论证它们各自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进而,依据年鉴中的数据,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划分为政府投资(国有经济投资)与民间投资(包括集体、个体、联营、股份制、外商、港澳台商、其他投资),并对1978-2003年中国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从而给出实证方面的支持。 本文的构成如下:第一,提出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第二,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现有国际国内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第三,对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意义进行界定并概述其基本的发展演变状况;第四,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同作用进行一般的理论分析;第五,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最后,给出本文简要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从国际上的研究文献来看,西方国家的投资主要是指私人投资,学者们对于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研究所涉及到的并不是很多,现有文献一般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或者动态生产函数的方法,以不同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来比较和检验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Delong and Summers(1992)在对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关系。Aschauer(1989)采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以西方7国的数据为分析基础,得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且政府投资中的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而Khan and Reinhart(1990)采用动态生产函数的方法在对24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考察后却发现,民间投资比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以上研究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采用跨国分析的方法会使得主要变量不易得到控制,所得分析结果在特定时点、特定国家的作用有限。而民间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一个概念,应当从各个发展中国家具体的背景情况出发进行研究才更有解释力。其二,在经济体系中,私人投资一般被视为一个内生变量,如果选择总量生产函数,那么所得的研究结果就易受到同时性偏差的影响,其价值是有限的[1]。其三,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动态生产函数只体现了当期公共投资、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不考虑滞后各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这种动态的方法并不对短期和长期进行区别,无法表现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及贡献大小的变化。其四,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长短期内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以上研究并没有对问题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划分,由此使得研究结果不能达成一致,无法准确描述出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这方面的研究看起来有点杂乱,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分析框架,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缺乏可比性,结论也经常出现相互冲突。一部分学者通过观察我国现实状况来分析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当前民间投资所面临的问题,并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任碧云,1999;马裕廷、崔碧增,2000;邢乐成,2000;施海松,2000;孟耀,2004),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描述层面上,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有学者根据凯恩斯理论分析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从理论上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指出政府投资在短期启动经济,而民间投资则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实证检验(赵锡斌、费显政,2000;任保平、刘丽,2003)。一些学者虽然在实证检验中考察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由于这并没有作为他们分析的重点,只是为其所研究的问题而服务,所以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显得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成果(刘伟、蔡志洲,2005;刘国亮、臧旭恒,2005)。还有一部分学者以数据特征为基础,分析我国总投资以及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这仅仅限于统计上的测度或者是相关性的检验(于谨凯、单春红,2002;仲维清、程恋军,2004)。张华嘉、黄怡胜(1999)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利用我国1978-1997相关数据实证地分析投资总量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短期、长期的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将作为流量的投资折算为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分析,而且长短期的划分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从而使得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受到质疑。刘金全、于惠春(2002)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但他们并没有涉及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经济增长长短期中的不同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政府投资、民间投资都是相当重要的变量,对政府投资、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长期政策的制定与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特别就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迫切需要明确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不同的作用,来为政府政策的制定与选择提供科学的依据。国际上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具体实际出发进行考察,所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或动态生产函数方法还存在有诸多的问题,而我们国内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基于以上研究现状和当前现实的需要,本文着重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来探讨中国的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来为我国政府政策的制定与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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